本轮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期间，我们举办了一场分享会，从有关刘红梅的故事开始，聊一聊有关戏剧创作对生活的照见。
另外，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今年最后两场演出，将于 12月15-16日在北京蜂巢剧场完成。我们和刘红梅一起，在没有公交到来的车站等你。
我们将林溪儿主要的分享内容进行了一些整理，希望即便是没有机会到现场的你，也能加入到这场交互中来。
展开剩余88%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总是有很多延展性的话题，我们总是在说人该如何面对悲痛、如何面对逝去，但这更像是是在讨论“结果”之后的情绪性的一个处理机制。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尤其是这几年，我慢慢地意识到：
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果，面对死亡的议题也并非单纯的“我们该如何去接受”，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从出生就知道，一定会发生的既定结果，我们真正在讨论的是该如何与这个“过程”共处。
首先，我想展开来讲一讲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。
其实这不是我第一个关于衰老、关于离开的戏。2019年我第一个商演作品叫做《王老先生决定去远行》，讲的就是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的故事。戏里有两条线，其一是他跟自己家里的儿子、女儿有一些现实层面的冲突，另一条是这个平时都坐在轮椅上的老头，偶尔会遇到一个年轻男孩，男孩16、17岁，会找他踢球、找他去打雪仗、找他出去玩，这些都是老头年轻的时候回去做的事。
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在创作中解构，或者说去定义我眼中的死亡到底是什么。
因为在我写这部戏的那年，我爷爷走到了人生中的最后一程，而在这之前，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次经历死亡，是20岁那年姥姥去世。姥姥的去世非常突然，但那确实是我第一次意识到“原来死亡是这样一件事”。
当爷爷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，家里人没有什么避讳，会说起“这可能是我们一起过的最后一个春节”、“这可能是最后一段时间”，这些“最后让我变得非常焦虑，总会想：
我该做点什么呢？这是个很大的事情，很重要啊，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？我肯定是应该做点什么的。
但我发现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于是我去观察家里面的长辈，发现他们其实也很无措、很矛盾。
即便老人的生命旅程已经走到最后，和家人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出现。比如说他可能已经失禁了，需要穿尿不湿，但是他的尊严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可是如果站在儿女的立场上，这是对他的照顾，是一件对他负责任的事情……类似这种细小的争吵时常会发生。
我发现那些比我更年长的家人，也不知道如何去处理。一方面他们觉得这是老人最后的时间，想要尽可能对他更好一点，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觉得挫败甚至委屈，明明他们的出发点是更好地照顾老人，为什么老人不愿意听从。
至少就我的观察来说，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、如何面对。
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的困惑，很迷茫也很焦虑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突然开始想，这些老人到底在想些什么？
临终前的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如常地交流，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感受，说不定如果他们能够直接说出来，冲突可以避免，问题可以解决，一点都会变得容易一点。可是到了这个阶段的老人已经没有这个表达能力了。
我禁不住在想：你到地想要什么呢？你在想什么呢？
想着想着就发现，其实我并不怎么了解他。
我跟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的感情都很好，但我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既定的那个样子，我认识到的他们就是作为孙女认识到的一个祖辈。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，所以我也就不知道他们到底需要些什么。
我不确定这是不是衰老的常态，但是我所见到的就是他们走到最后的时候，经常就那么坐着，也没有什么反应，只是长时间地坐着，我就在想到底应该怎么陪着他们，最后的时间我应该如何对他们更好，可是如果他无法交流，我又该如何得知这一切呢？
我开始想想，他会不会突然陷入到一些属于过去的画面里，会不会突然回到一个其他的年龄段，比如小时候，比如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，比如他最无忧无虑，最意气风发的时候。
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很希望，自己能够理解死亡对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后来又过了几年，爷爷去世后，奶奶也去世了。我在23年开始创作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这个本子。剧中另外一条故事线，是“我”对于人生的发展进入了迷茫期，我自己多少也是这个状态，就想着不如把之前的构思拿出来写完吧。
我的人生很奇妙的一点在于，我创作的东西和我的生命实际总是有一些细微的照应。在我写完刘红梅第一稿之后两周左右，我的老爷突发脑血栓，需要我赶回老家去。我发现自己又一次经历这个历程，又一次需要陪伴我的至亲走过人生最后一段。
我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三年前的迷茫，只不过这一次相比观察长辈如何应对，我和姥爷之间更加亲密的感情，让我成为了一个离他更近的人，我希望有一些更直接的方式来面对，而不是等待着有一个人告诉我应该做些什么。
或者说，我不再等待一个模板或者榜样了。
我经常整个下午地陪在他身边，什么也不做，就是陪着他。但还是会出现一些矛盾的心态，一方面觉得这是他最后的时间，我应该留下一点重要的会议，一方面又完全不知道该和她说点什么，于是就只能坐在那里。
我在想，我创作《我和刘红梅在车站》的时候，是否是我冥冥之中，试图给自己一种解法，一个答案呢？
是不是还是因为我不够了解他呢？如果我足够了解他，是否就不会再把他当做一个固有观念的老人，一个身份既定的“姥爷”，是不是就会和他有更多的话可以聊了？
我开始反思，是不是因为自己对于“姥爷”这个身份太过习以为常，而未能去思考他是不是有其他身份和角色的时候，我也开始慢慢改动剧本，仔细思考里面的每一句台词、每一个细节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渐渐意识到，可能我们面对这一件 必将降临在我们的亲人和我们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更多层面的认知到这个人的具体需求，也许就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陪伴方式。这是我自己的意识，落在戏里自然会有很多梦幻的成分，因为故事中的刘红梅出现了认知障碍，而这对于“我”来说反而成为了一种机缘，可以认识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她，了解甚至经历她的故事。现实生活中不见得会有这么美满的事情发生，进入这个阶段后，往往是一些更细碎的，更令人疲累的状况。
但是如果我能够更清楚地知道“他是谁”的话，我们的交流也好、陪伴也好，也许会有更高的质量。
举个例子吧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，寿衣的款式非常固定，殡仪馆化妆的妆容也是既定的，所以参考我的生活经验，很多人都表达过，觉得最后在殡仪馆看到的那个人，完全不是自己认识的人，我以前会想是不是因为人过世了，长得就是会不一样。后来通过我自己的经历，我意识到，那些不一样是因为他们穿着的不是他们自己喜欢的衣服，画的就不是自己会画的妆，那个人在那个时刻已经不是他了。
但是我姥姥过世的时候，她穿的是我妈妈给她选的衣服。，因为我妈妈完全知道，她最喜欢的衣服是什么样的，她的脸上应该是什么样的，所以我姥姥走的时候，我看着她，觉得她跟平时是一模一样，这就是同一个人。
我想说的是，我们谈到老人的时候，总有一个固定的印象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什么样，知道他的一切喜好，哪怕他变老了，生命中有一些东西、性格里的一些东西也是不变的。我们可以用他更喜欢的方式去跟他相处。
对于有的人来说，尊严是比一切都重要的；
对于有的人来说，生命质量是重于一切的；
对于有的人来说，宁可最后不要任何介入式的抢救，只想要一个舒服、体面的离开。
每个人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
如果我们在前半生，从来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过这个人，那也许最后你就没有机会以一个他喜欢的方式，陪伴他帮助他走过最后这一程。
我所有的思考，和目前得出的结论，并不是基于我生命中遇到的事情，因为人在遇到这样的离别的时候，其实除了悲痛之外，很难跳脱出来进行体系化的思考。对我来说，把这些庞大的、暂时还无法厘清的困惑，还有这些没有办法消解的伤感放到创作里，我就会得到一种新的视角。
这个新的视角，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去以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这一切。有一点像我们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会做的一个游戏。咨询师帮助你回到一个引发创伤的场景，但是进行身份的互换，比如说一次和母亲的争吵，那么你就会扮演母亲，咨询师来扮演你，重新将这个场景复现。你就会知道自己想听到的是什么，究竟是因为哪一句话受到伤害。
对我来说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，我好像也在重新梳理这一切。我知道了对我来讲最遗憾的到底是什么，知道了那些让我感到困惑的东西，本质是什么、内核是什么，根源在哪里。
而当一部作品完成，开始演出面对观众的时候，也不是说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，或者我思考的结论，它更像是一个问句，我把问题抛出去，观众将自己的想法抛回来。我们就有可能围绕衰老、死亡、我们如何面对人生最后一程这些沉重话题，进行一次相对轻盈的探讨。
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
我为什么喜欢剧场，为什么喜欢戏剧，为什么喜欢这个题材，因为它给了我们空间，去将一些沉重的东西轻轻提起，去引发一次无声的共鸣。它不需要面对面激烈地争论，不需要找到一个准确的答案，它可能只是给了我们一个角度，你可以关照到我，我也可以关照到你，但是我们都可以从彼此身上，获得一个新的思考方式。
因此，对我而言，戏剧可以成为一种面对死亡的方式，它不是一个结论，而是一种新的认知。
我觉得这样很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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